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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8,
2007
2006年，AFIC调查了澳大利亚、中国和马来西亚对健康风险信息的反应。目的在于比较各国之间的相对差异，更好地了解在西方国家实施的风险交流在亚洲国家是否有效。结果显示出了对风险信息反应的一些很有趣和很有用的差异。
研究项目的背景
该调查在网上进行，有3个国家参与，每个国家调查了150名商学专业和人类学专业的大学生。用英语和中文设计了39个封闭性问题和2个开放性相关问题，用以探讨对风险信息反应的差异。在进行到一半问题的时候，已经发现在所有3个组中出现了相似的反应类型，但是在刚刚超过一半问题的时候，在不同国家组之间出现了明显不同的反应。研究中使用了由Geert
Hofstede发明的、并得到公认的测试题，也包括了确定回答者的社会价值能否代表其国家文化的问题。这确实肯定了对每个国家的评估按照了期望的趋势遵循了相似的模式。这里有一些结果需要强调：
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一些令人吃惊的发现
调查探究了健康风险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并发现了非常迥异的态度。澳大利亚回答者认为大众媒体和政治团体的可信度水平最低，而中国和马来西亚回答者则认为这些信息来源更为可信。这多少有些令人吃惊，因为其它研究已经表明消费者认为食品安全和健康风险信息经常让人混淆，这些来源和其它来源的信息并不可靠，而且自相矛盾。这种态度在表1中有所举例，并就印刷媒体可信度的问题比较了澳大利亚人、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的不同态度。
表1
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回答者相比，澳大利亚回答者对报纸和杂志来源的健康危险性信息的信任水平最低
报纸和杂志信息的可信度有多大？
回答编号 1=
无，2=
一点，3=
中等，4=
很多，5=
不知道
国家编号 1=
澳大利亚，2=
中国，3=
马来西亚
每一符号最多代表5个观察值
Kruskal-Wallis H值
= 63.57, p = 0.001; Z
值,
澳大利亚 =
-6.22,
中国 =
-0.50,
马来西亚 =
6.72
低水平的风险忍耐度能够掩盖对潜在好处的认识
中国回答者表达了对潜在的健康风险最大的担忧和消极态度。澳大利亚回答者则是最积极的，能较容易地感知与假设的风险－利益场景相关的潜在益处和威胁。马来西亚回答者则更加中立，既表达了对某些潜在危险的高度忧虑，但又对管理健康充满信心。表2说明了这种趋势，对于当地社区是否成为越来越健康的生活地区这一陈述，表达了不同的反应。
表2
澳大利亚回答者强烈认同当地社区正在成为越来越健康的生活地区，马来西亚人最不赞同，澳大利亚人最赞同。
“我的社区正在成为越来越健康的生活地区”
回答编号 1=
强烈赞同，2=
赞同，3=
不赞同，4=
强烈不赞同，5=不知道
国家编号 1=
澳大利亚，2=
中国，3=
马来西亚
每一符号最多代表5个观察值
 Kruskal-Wallis
H
值
= 10.8, p = 0.005; Z
值,
澳大利亚
= -2.47,
中国
= -0.34,
马来西亚 =
2.76
感受来自人类和自然的威胁
对风险感知和交流的研究已经肯定了有一种趋势，即公众认为由自然产生的危险性天生不及由人类带来的危险性大。当然，对于这种感受是没有根据的，在很多情况下，与自然环境产生的危险相比，社会更有能力通过改革来评估和控制人类带来的危险。然而，危险性交流则很严肃地看待这一感受。意识到这种感受，并对这一感受作出反应，可能与亚洲人尤其有关，因为研究发现，与自然危险相比，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对人类制造的危险更加担忧。这种类型的担忧在表3中有所举例。
表3
：与澳大利亚人相比，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认为自然化学物的危害不及人类制造的危害严重
“自然化学物不及人造化学物危害大”
回答编号 1=强烈赞同，2=
赞同，3=
不赞同，4=
强烈不赞同，5=
不赞同
国家编号 1=澳大利亚，2=
中国，3=
马来西亚
每一符号最多代表6个观察值
Kruskal-Wallis H
值 =
16.65, p = 0.00;, Z
值,
澳大利亚 =
2.58,
中国 =
-0.70,
马来西亚
= -3.46
不平衡的感受？
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采用了科学技术和归因于现代化，因此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回答者应该对新事物表达出更积极的态度，比如移动电话、食品添加剂（为延长货架期或降低零售价格）、化学杀虫剂等等。在本调查中却不是这样的情况——中国回答者对现代生活的一般特征表达了最高程度的关注。表4例举了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同反应。
表4
与澳大利亚人相比，马来西亚和中国人对食品添加剂更为担忧
食品添加剂的健康危险性有多高？
回答编号 1=
无，2=
低，3=
中等，4=
高，5=
不知道
国家编号 1=
澳大利亚，2=
中国，3=
马来西亚
每一符号最多代表5个观察值
Kruskal-Wallis H值
= 9.53, p = 0.009; Z值,
澳大利亚 =
-1.30,
中国 =
2.56,
马来西亚 =
-0.06
对改进危险性交流采取措施
有效的风险信息应该对目标人群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事件做出反应和回应。这些结果揭示了亚洲消费者对风险信息态度的独特和新颖内涵。如果亚洲地区的风险交流变得越来越有效，则这些内涵更凸现了需要弥补的裂隙和需要满足的要求。
本调查表明了对于现代改革，亚洲两个国家较澳大利亚表达了更高程度的担忧。这一感受，连同认为自然环境带来的潜在危险较人类带来的危险轻得多的思想，均反映了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潜在担忧。准确的、相关的目的信息和平衡的信息有助于再次确认这种感受。然而，信息的传达与其内容同样重要，在风险交流技术中应用最佳规范能够极大程度地提高影响力。
鼓励大众媒体和团体组织进行负责任的报道和信息发布，同样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因为这样消费者就有了清楚而重要的信息来源。还应该帮助消费者评估信息，辨别事实和虚假，识别推测与一致的意见；在本调查的基础上，重大信息和稳定的信息同样是应该优先考虑的。
基于这些结果，AFIC现在开始进行一个项目，以对风险交流的资源进行区域性开发。这些资源可以被亚洲地区的消费者、信息提供者，如教育家、健康专家、危险性分析专家和管理专家等获得。要获知更多的信息，请电邮联系AFIC办公室：info@afic.org。
参考资料：
-
Cooper M
(1997) Evidence from safety culture that risk perception is
culturally determined. Int J Project and Bus Risk Mgmt Vol2
185-202
-
Sjoberg C
(2000) Factors in Risk Perception. J Risk Analysis Vol 20
(1) 1-11
-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u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sations across n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 USA
-
Hsee C &
Weber E (1999) Cross national difference in risk preference
and lay perceptions. J Behav Decision Making Vol 12 16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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